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盲点”
Genevieve LeBaron, Daniel Mügge, Jacqueline Best & Colin Hay eds. “Special Issue on ‘Blind Spots in IP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Vol.28, No.2, 2021.
Jacqueline Best, Colin Hay, Genevieve LeBaron, & Daniel Mügge eds.“Blind Spots in Political Economy: Revisiting the Historical Foundations of Current Thought,” New Political Economy, Vol.26, No.2, 2021.
历经五十余年的发展积累，国际政治经济学已然成为一座恢弘的学术大厦。其发展成熟不仅有赖于学科先贤之间的范式辩论和后继者们精耕细作的实证研究，也明显获益于围绕研究议程、研究路径、研究领域形而上的反思批判。一如本杰明·科恩（Benjamin J. Cohen）对“国际政治经济学期刊是否正走向平庸无趣”的震聩发问，再如托马斯·奥特利（Thomas Oatley）对开放经济政治学路径如同一场“还原主义赌博”的严厉批评，都引发了国际政治经济学学科层面的自我检视与深入反思。如果说推动学理层面的辩论与发掘议题领域的新现象分别是学科发展的两个重要动力，那么既有的反思性研究仍多侧重于前者而忽视后者。正是在这一背景下，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RIPE）与New Political Economy（NPE）这两本区隔于“美式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旗手级期刊在2021年同时合发特刊，全面审视和讨论国际政治经济学在经验现象上的“盲点”。
RIPE与NPE这一期姊妹特刊的共通之处在于：聚焦于可能造成国际政治经济学发展画地为牢或带来根深蒂固偏见的“盲点”。这种盲点既可能源自对传统政治经济学思想史的扭曲误读，进而在错误认知的指导下无法洞察到值得关注的重要现象和问题；也可能源自对深刻变化中的复杂世界缺乏敏感，执迷于研究有些过时的经验问题而非当前的重要经验问题。这一期姊妹特刊的差异之处在于：NPE的特刊侧重于“向后看”，即通过关注国际政治经济学如何从过去走到现在来发掘学者中普遍存在的认知偏差及其所带来的盲点。相比之下RIPE的特刊则侧重于“向前看”，即通过发掘和预测当前和未来的新兴议题或重要现象进而指明特定领域的学术盲点及其研究缺陷。
RIPE与NPE的姊妹特刊分列讨论了递归认同（Recursive Recognition）、气候变化、族群文化、殖民遗产、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性别政治等十余个“盲点”。其中的三个“盲点”尤为值得关注：其一，财富分配的全球不平等。直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和“占领华尔街”运动，传统的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过于关注经济增长而忽视经济不平等的问题才有所改观。然而此后对经济不平等和分配政治的讨论仍侧重于国家内部而非各个国家之间。考虑到分配问题的重要意义，特别是国家之间的分配差异，国家间的不平等及其根源需要得到更多关注。
其二，经济安全。尽管对经济安全、经济武器和经济权术（Economic Statecraft）的讨论可以追溯至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奠立之初，而以SWIFT这样重要的经济基础设施作为制裁大棒的事件也常见诸于新闻报道，但是关于经济安全的学术讨论与其重要性仍然不成比例。尤其应该关注的是，重要的经济基础设施被特定国家所影响甚至掌控，其背后并非单纯遵循现实性的权力逻辑，而是有更深层次的殖民历史根源。对此，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的讨论严重不足。
其三，大型科技公司。近十余年来谷歌、脸书等大型科技公司发展迅猛。不仅其作为经济体的规模超过了诸多主权国家，而且作为政治实体还深刻地塑造着国内和国际政治。就国内政治而言，科技公司的发展在垄断数据权力的同时还造成了政府“权力的流散”。可以说，大型科技公司正成为新兴的权力中心，并且催生了诸如数字监管和信息保护等复杂的治理问题。就国际政治而言，技术的非中性意味着科技公司的数字霸权能够为其母国政府战略目标的实现和外交政策的施展提供额外的数字护持。这极大强化了其母国在国际政治中的权力。尽管科技公司在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中对国家权力的影响可能截然相反，但是带有悖论性质的影响却不应被忽视。
RIPE与NPE姊妹特刊的组稿编辑也承认，上述所谓的“盲点”并非先前没有人研究和探讨过，而是它们并没有得到学科层面的应有重视。尽管特刊文章中的讨论仍然浅尝辄止、诸多观点也有待商榷，但其在研究领域和研究议程上的启发却不容忽视。国际政治经济学中诸多传统的研究滥觞于20世纪70到80年代，虽然这些研究在文献积累上日益厚重、在学理讨论上日益精细、在经验实证上日益明晰，但对于理解当前变动不居的世界所能提供的知识增量却越发有限。相比之下，在当前和未来愈发重要的现象尤为值得关注，上述“盲点”尤应得到更多探讨。无论是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Keohane）在对“旧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与新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讨论中所列出的世界五大变化，还是RIPE与NPE姊妹特刊对于经验现象上数十个“盲点”的讨论，他们都再三提醒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学界同仁不要过于深陷于过去的现象和传统的议程，而是应该去探索当下重要且更具学术增量的现实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