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次学人访谈，我们有幸邀请到了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宋亦明老师。

1、老师可以谈谈您是如何走上国关学习道路的吗？在求学路上您是如何发现兴趣领域并进行深入研究的，可以给同学们一些经验之谈吗？

   首先感谢南开大学“NKU新视界”的同学们。我自己还是一名学生的时候就关注了“NKU新视界”公众号，感谢这个公号以及你们所提供的学术公共产品。我虽然已经获得教职，但这相较于漫长的国际关系学习研究之路仍然只是一个开始。所以我想谨以一个草根青椒的视角粗浅地谈谈我的学习体悟，但愿能够为更年轻的学生朋友们抛砖引玉。我初一的时候就非常痴迷于世界历史、国际政治的书籍和纪录片。虽然这些书籍和纪录片按照现在的标准都是比较粗糙的科普类资料，但为我种下了研究国际关系历史和分析国际政治局势的第一颗种子。正因如此，我在高中时文史类和理工类科目成绩相对均衡的背景下毫不迟疑地选择了前者，最终在本科阶段接受国际政治经济学训练。真正开始专业学习之后，我发现国际关系要远比先前理解的复杂和晦涩。以“大辩论”为叙述逻辑的学科史增加了学习的难度，以至于各种“主义”一度让我摸不着头脑。好在伴随着阅读量的不断积累，我逐步尝试建立自己的国际关系知识谱系、开始理解了学术辩论的焦点、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学术偏好。我想这或许就是我学术道路的开端。之后在硕士和博士训练期间，依托于学校的课程体系和导师的悉心指导，我开始尝试开展一些粗浅的研究，通过“干中学”让研究和学习相互促进。至于我是如何找到自己的研究领域，这其实也有不少偶然的成分。在硕士阶段刚入学时，我注意到气候变化和清洁能源转型是当时世界政治非常重要的议题，特别是当时中美两个大国围绕气候变化领域的合作取得了诸多丰硕的进展。为什么在当时全球治理中都在讨论气候变化和清洁能源转型，而且中美这两个大国也在高度关注气候变化，这些困惑促使我以气候变化和能源政治作为重要研究议程。研究领域的发掘或许只是第一步。伴随着研究的深入各种各样的困难或许会接踵而至，以至于会不断调整最初的研究领域，失去对一项研究的信心，出现关于自己是否适合做研究的迷失甚至否定。一些优秀学者的成功案例或许能够有助于克服这些困难。《激情、技艺与方法：比较政治访谈录》虽然是对巴灵顿·摩尔等15位一流的比较政治学学者的访谈，但这些访谈经验同样能够为我们国际关系的学者提供宝贵的教益。这些学者的研究之所以“一流”和“成功”，其共性在于他们丰富的人生履历、执着探索的学术热情和承担学术风险的巨大勇气。就我个人的学术探索而言，在研究的起步阶段或许在自己感兴趣的议题领域内选择一个比较小的问题切入或许更容易操作。另外，将自己的研究内嵌于导师的学术议程内或许也是初学者开展研究的可行道路。除了学校和学院提供的学术训练外，导师提供的指导是学术成长之路上重要的增益。

2、老师在会议报告中提到了资源相互依赖的武器化导致全球治理的碎片化的问题。请问您如何看待资源相互依赖的武器化对于国际政治和经济产生的影响呢？面对新趋势，中国当如何因应？

   相互依赖的武器化是近几年国际和国内的国际关系学界快速兴起的一个研究议题，在几年间，我们能看到关于相互依赖武器化的研究已经是蔚为大观了。从学理上来说，资源相互依赖的武器化让我们对于相互依赖研究议程有了重新思考。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提出相互依赖有助于合作，描绘了一个美好的未来世界图景。但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学界已经开始反思国家间贸易上的相互依赖到底是有助于合作还是会导致冲突。最具有代表性的莫过于关于“贸易和评论”的争论以及“国际安全的政治经济学”议程下的探索。目前对于相互依赖的最新研究也指向相互依赖可能会加剧世界经济的复杂性。资源相互依赖产生的影响需要就具体的资源种类来讨论。根据我的研究，石油的相互依赖很难被武器化，所以它对未来的全球政治经济并不会产生非常大的负面影响。关键矿产则全然不同，近几年关键矿产的武器化或战略化趋势是非常明显的，所以在未来关键矿产会成为主要大国对彼此进行政治打压的工具。目前中国需要加强供应链的安全，比如通过更新关键矿产的名录以及加强国有企业对供应链的把控，实现应对资源相互依赖武器化的潜在风险。

3、请问老师能否在同学们选择研究方法、制定研究框架方面，给予同学一些建议？

   发现研究问题固然重要，解决我们所发现的问题才是最终的归宿。无论是研究方法的选择还是分析框架的设计，这些都没有固定的“套路”。如果非要提炼什么经验建议，那或许就是文献阅读。就研究方法而言，没有人天生就会使用哪种方法，也很少有人能获得手把手的学习指导，所以在方法书籍的指引下进行学习或许最为有效和可靠。比如，斯蒂芬·范埃弗拉的《政治学研究方法指南》、罗杰·皮尔斯的《政治学研究方法实践指南》、孙学峰老师等的《国际关系研究实用方法》能够帮助我们快速了解主要方法的类型并形成实证分析的思维。加里·金等的《社会科学中的研究设计》、詹姆斯·马奥尼等的《两种传承》、詹森·西莱特的《多元方法社会科学》能够告诉我们案例如何选择、因果推断如何实现、定性和定量研究的差异为何、如何开展混合研究等等。陈强的《计量经济学及Stata应用》、今井耕介的《量化社会科学导论》能够为我们学习使用Stata和R Studio提供一个初步的指引。此外，“格致方法·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译丛”、“格致方法·定量研究系列”、“万卷方法丛书”等方法译丛的大量书籍能够提供更为技术性、更具针对性的方法指导。就分析框架而言，我们需要根据自己的研究偏好和学术直觉集中性地追踪阅读与特定变量、机制、领域相关的文献。比如我在追踪跟产权制度、产业联盟、制度复杂性、制度竞争等相关的研究。在熟悉这些领域文献的基础上，我可以尝试在思想实验层面寻找一些变量并发掘其可能的作用机制。这也为之后的实证检验提供了一个方向。

4、我们关注到，您近期发表的文章多与国际政治经济学、经济外交相关。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复杂而广博，请问老师能否就国际政治经济学方面的学习和研究给同学们一些建议？

   我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学是一门非常重要和有趣的学科。无论我们是按惯例将国际政治经济学作为国际关系学的子学科还是像苏珊·斯特兰奇那样将国际政治经济学视作国际关系学的母学科。但可以肯定的是，国际政治经济学在学术议程上多元包容、在关注对象上有形务实、在诸多领域还有巨大的增长潜力。关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学习，或许可以多重视4个方面。第一，虽然国际政治经济学是一门年轻的学科，但其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已经形成了庞大的学术脉络，所以最为重要的就是通过主文献的阅读和研习构建起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学科知识谱系。第二，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或者用政治变量解释经济现象，或者用经济变量解释政治议题。这要求我们还需要了解经济学的基本概念、路径及分析工具。第三，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国际政治经济学进入了新阶段。以海伦·米尔纳为代表的第二代学者从比较政治学借鉴了大量的营养，以利益与制度为核心，进而推动形成了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开放经济政治学”路径。所以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学习已经完全离不开政治科学范畴内的另一个更庞大的学科，即比较政治。换句话说，比较政治领域内的研究也需要被高度重视。第四，从2008年以后，伴随着金融危机的持续发酵和中国的快速崛起，国际政治经济学范畴内已经出现了一波反思浪潮。“开放经济政治学”被批评为“还原主义赌博”，国际政治经济学专业期刊被讥讽正在变得无聊。所以与其亦步亦趋地追随“七贤人”及其“徒子徒孙”的研究，我们更需要多关注中国崛起等背景下所出现的新现实、尝试用新的变量和范式提供阐释。

   本期学人访谈到此结束，非常感谢宋亦明老师的大力支持与悉心解答，同时也感谢各位读者的阅读与支持。